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关于江歌案件的感想。
我的感想很简单，就事论事。
之前一直不敢在公众号上去谈刑事罪案类的事件。因为这类事情的评判，需要对现场情况的详细勘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的笔录询问，以及线索的详细排查。
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业的刑侦能力和法律知识，所以只能从网上已经公开的资料和信息得知案情的进展。关于案件本身无需多言，杀人凶手必须得到法律严惩，而刘鑫也理应接受道德问责。
但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想象。
先是一开始，几个有名的自媒体大号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席卷朋友圈，点进去看发现依然是几张刘鑫的照片以及她与江歌妈妈的聊天记录，配上还算冷静的文字。
然而接下来，也许是发现大众对于案情本身已经很熟悉，再也挖不出什么猛料。于是就有人开始添油加醋，一方面不断丑化和放大刘鑫的人性之恶，另一方面用煽动情绪的文字将案件不断升级到全民审判的高度，以期用道德来代替法律。
这时候，局面已经失控了。
单从我看到的刷屏文章里，说刘鑫和杀人凶手分手是因为她被包养的，说江歌事件证明好人没好报的，说号召大家签名让刘鑫永世不得翻身的，说日本歧视中国人的……不胜枚举。
从这个案件衍伸发酵出来的话题，早已脱离了案件本身，成为网友们倾泻愤怒的原料。
作为自媒体，每天需要绞尽脑汁从各种刁钻的角度来解读公众事件，以期带来阅读量和粉丝的爆炸式增长。
但江歌事件是个特例。它和以往的渣男劈腿，婆媳矛盾，番茄炒蛋这些话题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个事关人命的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的裁定标准，首先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完整的法律知识，只是根据网上的一系列毫无根据的“据说”去推断甚至臆测案件，显然是不负责任。
人民日报今天的文章，做了很好的解释：
这个事件有两个规则时空。首先是在犯罪现场，刘鑫存在作为的义务，这是法律的底线要求；然而脱离了犯罪现场，我们辨析的是刘鑫在道义上的不作为，人们将这件事放在了更大的正义观之下进行审视。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捍卫正义。
在这个案件还没有确凿的法律定论之前，依靠道德标准来先于法律做出判决，是不合理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日剧《Legah High》里的一段剧情。
在这部剧的第二季，有一个贯穿全季的案件。是被称为“世纪恶女”的安藤贵和被控毒杀了自己的情夫。
在这个案子中，警方发现了沾有安藤贵和指纹的**瓶，发现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发现她曾从过去死亡的丈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总之，所有的信息都把安藤贵和指向了一个恶毒的女人。新闻媒体每天轮番报道，民众诅咒她不得好死。
最后在法庭上，主张判处安藤贵和死刑的律师说：
法律绝不是万能的。弥补法律不足的是什么？正是人心。顺应大多数人的想法，使枯燥无味的法律充满血型，这才是正道。陪审员审判正是它的产物，本案中人们做出的决断，是安藤贵和应该判处死刑，为了他们深爱的家人，朋友和孩子们。这就是民意。
随后，主角古美门辩驳道：
善良而骄傲的国民，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要求被告人死刑吗？要是把民主主义带上法庭的话，那司法就完蛋了。安藤贵和确实是侵蚀社会的毒虫，必须加以驱除。
虽然案发现场目击证词并不充分，但还是判她死刑吧；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从被害人家里搜集到的**就是犯案的**，但还是判她死刑吧；
虽然有证词表明，现场有另一个疑似**的瓶子，都不用管，还是判她死刑吧；
所以判她死刑吧。谁让她坐着高级轿车兜风，吃穿都是名牌。这就是民主主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大家赞成的事全都是对的，大家使用暴力也无可厚非。
开什么玩笑，真正的恶魔，正是无限膨胀的民意。是坚信自己是善人，对落入**的肮脏野狗进行群殴的，善良的市民。
这段辩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这是个杜撰出来的故事，但里面提到关于法律和民意之间存在的鸿沟，却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江歌一案，现在网络上发生的一切，折射出一个问题：
当法律存在漏洞或空白的时候，是否应该由民意和道德来充当最后的审判官？
而由此继续引发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
当民意逐渐失控，甚至成为少数人有意或无意主导的工具时，我们该怎么办？
“法治”和“人治”之间是先后，区隔还是共存？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一旦出现先例，后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值得我们仔细考量。
作为个人，我和大家一样，非常厌恶刘鑫在案发后的种种做法。她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的幸运，是她的一系列行为恰好游走在了法律的空白界中；而她的不幸，是她低估了公众舆论的力量。
目前发生的一切，是她应得的报应。但除此之外，我们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在为正义奔走呐喊的同时，是否客观理性，是否问心无愧。
法律来制裁罪恶，谁来制裁人性？这个问题很难作答。但答案绝不应该是另一种“罪恶”。
我们每个人都有监督权，但并不握有判决权。通过网络汇集“民意”而形成的巨大“权力”，是否也应该受到某种节制？
或许这是案件之外，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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