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2 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做出如下定义： “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 媒介素养希望人们提出问题，警惕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人们也的确做到了。但不幸的是，这也正是为什么大家会各说各话，无法达成共识的原因。 ■ 传统的教育告诉你：你要自己质问媒体的权威性，质疑你所获知的信息。这导致了许多人对媒体或权威的不信任。 ■ 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符合他们先前认知的信息。如果你展示的数据与他们的观念相抵触，他们会选择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把新的知识和自己的理解融为一体。 ■ 在某些问题上，我们需要信任其他人会公平、善意地对待我们的个人和社会。
作者是Danah Boyd，社会网络研究专家，新兴网络及其社会效应领域最权威的人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后加入波士顿的微软研究院，同时担任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曾担任Yahoo和Google的研究员。
多亏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总统选举。几百年来，美国人或许未曾像今天这般，为假新闻、过滤气泡或社会两级分化等议题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什么是媒介素养？1992 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做出如下定义： “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很显然，这一定义的主语是“公民”，或者说是受众、读者、用户…… 面对如今愈加分化的美国社会，不少人将“混乱”的原因归结于民众媒介素养的水平较低，并呼吁提升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而另一些人则呼吁采取其他办法，比如关注新闻发布前的核查。 但其实这两种方法都可能不会成功，不是因为点子不好，而是因为在过去30年间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息消费模式，他们没有考虑到这背后复杂的文化背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大部分人想象中的更复杂。
一、什么才是合适的信源？ 我记得当我在美国中西部做研究时，曾和一个年轻女孩有过简单交流。 我得知她的学校正在用禁欲的方式教授性知识，而后又在无意间聊到了关于怀孕的话题。我记得她告诉我，她和朋友曾聊过很多关于由性行为导致的怀孕或“疾病”的话题。在我的继续追问下，她就一五一十地解释了很多她听过的、完全错误的“事实”，比如女孩16岁之后才能怀上孕，接吻就可以传染艾滋病……种种荒谬至极的言论。 我问她有没有跟医生聊过这些话题，她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跟我说自己和朋友都靠翻网页来“印证”自己的臆想。 知道并理解哪些消息源值得信任，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鼓励人们批判性地考察信息发布者是谁，发布的机构是否广受认可，作者可能存有什么偏见。之所以要考察这些，就是因为许多人会不自觉地信任某些大型新闻机构、科学期刊和专家所说的话。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对于不同的人群，这样的标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于那些诸如蔑视自由派媒体，认为它们发布的信息不足为信的人；或是那些认为科学与宗教相抵触的人；或是那些将学历视为精英阶层压榨工薪阶层武器的人。结果不言自明：对于什么才是可信的信源，没有一个所谓的共识。 而那些要求学生做信源调查的老师，同时也鼓励学生去思考可能影响报道立场的经济、政治因素，也就是“追踪资金的路径”。但如果学生看到美国东海岸主要媒体的大老板全是犹太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说不定反犹太主义的情绪又会重燃了。
二、从传统的观念说起 我们一直告诉年轻人，你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青年。 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推动的自尊运动（The Self-Esteem Movement，为了塑造孩子的自信和正面形象而鼓励孩子）理念到当代育儿教育的标准逻辑，年轻人始终得到这样的信息：你们很可爱，很有能力，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这就在他们身上树立起了一个伟大的美国式价值观：重视个人责任。这代表了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 于是他们从小也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当谈到信息的时候，家长都会教导孩子：自己才是掌控知识的人，你们唯一所要做的，就是自己去做“调查”。 我们现在把这一观念和一部分人对媒体的极度不信任结合起来看。如果媒体报道某一事件，你不相信他们，怎么办？传统的教育告诉你：你要自己质问媒体的权威性，质疑你所获知的信息。如果你对“专家”不信任，那么当媒体大量引述“专家”的话来证明某种言论的错误时，你大概就会想：这事情背后肯定有值得调查的问题。 那我们不妨再想想，这种惯性思维对“披萨门”（#Pizzagate）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在此次大选期间，有些假新闻把希拉里•克林顿与从华盛顿一家披萨店逃跑的贩卖儿童团伙联系了起来。怀疑希拉里与这些案件存在关联，但这一新闻最终被证实为假新闻。
在美国各地，大型新闻机构都花了大力气质疑、反驳这些抹黑希拉里的报道。虽然大多数人从未听过这些虚假的报道，但当主流媒体奋力戳穿它们的时候，很多人的耳朵马上就竖了起来。对于大多数不信任“自由派”媒体且不大相信希拉里的人来说，媒体对此事做的报道越多，就越说明希拉里身上的确有可调查的问题。 有些人甚至去了那家名为“彗星乒乓”的披萨店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悄悄地来了又去，但是有一个人竟然是带着枪去的（甚至还开了一枪），他说自己“想做好事”，“救救那些孩子”。他是这些人中第一个承认“网上的信息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他所做的，就是质疑他看到的信息，想自己找到真相，这就和我们一直灌输的那些观念没什么两样。
三、相信“亲身经历胜于专家意见” 数十年来，很多边缘化的群体对主流媒体忽视自己而感到愤怒。这正是大多数有色人种群体的真实感受，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只出现在过去，现在也比比皆是。 对于弗格森枪击案，媒体只花了5天来报道。而对于达科他州反对输油管道的事件，他们不仅连续数月关注，而且还邀请很多名人参与讨论。但这种被新闻媒体边缘化的感受不只存在于有色人种群体。很美国人眼看着当地报纸渐次凋零，城市新闻和事实完全脱节。这些人觉得真正影响自己生活的话题经常被媒体忽略。
▲由枪击案引发的反种族歧视游行。 很多年来，民权运动领导人一直呼吁要尊重亲身经历甚于尊重专家意见，强调要听到那些被专家忽略的有色人种群体的声音。这一观念传播甚广，尤其在中低阶层的白人中间找到了共鸣，他们感觉自己被建制派完全忽视了。 白人也想让自己的经历得到曝光和认可，他们也常呼吁理解和尊重“普通人”的遭遇。他们觉得有着“自由派”、“城市”、“沿海”标签的新闻媒体完全和自己的利益相左，因为他们老引述专家的意见，而且邀请那些富得流油的权威人士参与话题辩论，为了大众娱乐把普通人变成了取悦他人的笑料。 医药界的现状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以前很多人都有相识了几十年的家庭医生，他们会把医生当作可信任的人，而不是专家。而如今，很多人觉得医生傲慢又自大，富得过分，还对他们的需求爱答不理。医生因为繁忙，只能花几分钟诊治患者，很多人怀疑这样是不是真的为他们着想。人们感觉被医生忽悠了，还搞不清账单明细。 很多经济学家不理解为何有这么多人会反对奥巴马推行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和不信任医生一样，很多人也不信任那些声称“××对你有利”的政治家，这种社会化的医疗保障，对他们来说就是“以专家意见压倒亲身经历”的做法，不足为信。大众对于医生的信任度正在剧烈下滑。 而大部分人在互联网上获取医疗知识，这比专门去看医生便宜多了，互联网的朋友和陌生人都愿意听你的感受，产生共鸣，交流切磋。当你身边就有一群有着同样感受、愿意帮你且了解病症的人，为何还要相信专家呢？ 对于自闭症和疫苗的讨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此前，一篇由专家所写的期刊文章称自闭症和接种疫苗有联系，这契合了很多父母的感受。后来，其他专家戳穿了这篇文章的谎言，质疑了研究者的动机，并且在主流媒体发声证明这两者之间并无关联。
由此掀起了“专家意见”与“亲身经历”的对攻战，一群患儿父母联合起来反对专家意见，他们认为这些专家无知，骄傲自大，肯定被金钱收买了。媒体越是用科学语言引导父母的看法，公众就越是同情疫苗反对者的主张。 记住，那些反对疫苗接种的人并不一定认为疫苗一定会带来自闭症，他们承认暂时还不知道事实如何。他们所坚称的是专家在违背他们意愿，强迫孩子接种疫苗，这听起来像是迫害妄想症。 他们想要的是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去或不去接种疫苗。实际上，他们也是第一小标题中提到的那种思维的践行者：质疑信息来源，怀疑那些坚称某种观点的人的动机。
四、为什么有的人宁愿相信“假新闻”？ 自从大选以来，所有人都被假新闻淹没了，专家一直斥责那些“愚蠢”的人不懂什么才是事实。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声也一直都有些居高临下、不接地气。我们需要更多的专家指出虚假的内容，也需要更多媒介素养知识来教育人们，以防受骗。 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符合他们先前认知的信息。事实上，如果你展示的数据与他们的观念相抵触，他们就会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把新的知识和自己的理解融为一体。如果我们以为只通过Facebook辟谣就能遏制假新闻的扩散，那我们未免太过天真。 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是：很多人一面吵嚷着假新闻多么差劲，一面却转发着罗马主教支持特朗普的虚假报道。很多自由派人士都知道这篇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篇报道在自由派的圈子里传疯了，大家在转发时都表达“这个事情真是令人震惊”或“新闻纯属虚构”。 转发的同时指出这篇报道是假新闻，或者社交媒体自动将这篇文章标注为假新闻，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因为如果有人就是习惯于相信这篇报道，那么把这篇报道定性为假新闻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如果Facebook显示那些与人们的观点相左的内容，不仅会使他们更加厌恶Facebook，而且会加剧社交网络的两极化。 大家可能都觉得Facebook很有用，却并不代表大家都会信任运营Facebook的公司。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对他们的 “专家意见”感冒。 因此，解决假新闻所需的努力，远不只简单的对虚假新闻进行标注那么简单。这个过程还需要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关于我们如何理解信息、信任谁，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在处理信息时的角色。
五、什么才是真相？ 作为一个十年来坚持提倡媒介素养普及的人，我正在和一些偏离这一目标的方法作斗争。 实际上，我的很多假设、观点和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一致。因为学者的身份，我能看到专业知识和信息是如何产生，对科学调查的优势和局限均抱有充分的尊重。我周围都是记者和那些传播信息的人，所以我能看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信息生产、传播和其中的薄弱环节。 我认为信息中介和完善的专业知识都非常重要，也相信没人能完全了解事情的全貌。因此，我一直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我们需要采纳外部的信源，信任其他人能公平、善意地对待我们的个人和社会。这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意义。 在美国，整个社会逐渐滑向种族主义，两极化、猜忌和自我隔离，这些使得社会结构日渐崩坏。媒介素养希望人们提出问题，警惕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人们也的确做到了。但不幸的是，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各说各话，无法达成共识的原因。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仍是模糊不清的。我们需要让人们听到不同角度的观点，理解非常复杂的信息生态。社会背景已经变了，我们需要灵活的思维，构建起人们所需的社会生态，能让分属不同阶级和立场的人有意义地、实实在在地参与进来。 走好这条路绝不简单，但如果想解决政治宣传、仇恨言论、虚假新闻和偏见内容等问题，就需关注其深层原因。 本文由数字智库编译自：《Did Media Literacy Backfire?》/ Data & Society来源：数字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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