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怪盗团负责人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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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件陈年旧事。2003年，我在北大读大一，参加了学校团委宣传部；宣传部的同学，大部分来自新闻专业，而且大部分为女生（文科院系一般都是女多男少）。别误会，我既不是学新闻的，也不是为了认识妹子而来；我只是在校报《北大青年》当编辑，偶尔写写评论一类的东西，算是混入革命队伍吧。
有一次晚上培训，地点在未名湖北边的德斋。未名湖北边有德才均备四斋，是四座粉墙黛瓦、红色门窗的老房子，很有观赏价值；但是，大家嫌“德才均备”的名字太难记，往往简称为“红一楼”、“红四楼”等等。在“红一楼”的二楼会议室，宣传部的一位资深老师给大家讲北大的新闻传统，讲到撒贝宁、康辉（他们都毕业于北大，而且都是新闻专业），新闻系的女生们不停地尖叫；在她们的强烈要求下，老师拿出了几张当年撒贝宁在校时的照片，现场气氛极端热烈，女生们好像亲眼看见偶像，恨不得与照片合影留念。本来老师还打算讲更多新闻传统的，结果，当天的议程不得不结束于撒贝宁的照片秀。
（团委宣传部的活动场地经常在德斋，应该是上图偏左的建筑物。）
我没有任何轻视撒贝宁、康辉的意思；我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主持人，直到今天我还经常看他们主持节目。如果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以他们为“职业生涯的标杆”，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是否应该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偶像呢？所谓人生偶像，在我看来，就是你一生的指**灯——就像灯塔，更像北极星，从九天之外照耀下来，穿透尘世的迷雾，让你看清眼前坎坷曲折的道路。我觉得，北大新闻系的学生的偶像似乎不应该是撒贝宁，而应该是：苏珊·桑塔格、埃德加·斯诺、卡尔·伯恩斯坦，甚至约瑟夫·普利策。
9岁那年，我第一次读到普利策的传记。我从来不是新闻工作者，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普利策的事迹带给我的那种激动情绪。身在北大这么有传统的学校，学习新闻这么有社会意义的专业，应该有更远大的志向——击中人类痛苦的要害，为良知发言，因为一句真话的分量比世界还重。人类既强大又软弱，任何程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提出问题的人尤其重要，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
当然，世界那么大，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约瑟夫·普利策或苏珊·桑塔格。然而，我们总该有如此的志向。一个人有俊美的脸、笔挺的身材、事业发展顺风顺水、在央视担任重要栏目的主持人，这没什么不好，很值得钦羡。附带说一句：如果我去当央视主持人，估计连撒贝宁和康辉的10%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总感觉，这是“优秀的人生”而非“伟大的人生”。如果年轻人从十八九岁开始，就只想做到优秀而非伟大，只想完成世俗的使命而毫无绝世独立的志向，我总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
（苏珊·桑塔格的大部分观点我都不赞同，但是并不妨碍我尊敬她。）
我并不赞成苏珊·桑塔格的大部分观点——她过于左倾，已经成为了当代美国自由派政治运动的符号。然而，我非常喜欢她发表观点时的姿态，对时代负责的态度，以及在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固执己见的性格。同样，我也不赞成卡尔·伯恩斯坦的很多观点——他毕竟搞垮了一个共和党总统，使这位总统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了。然而，如果这位总统没被他搞垮，此后会出现更加恶劣的事情，而新闻界的守夜人让我们幸免于难了。
如今十五六年过去了，我还是这么想。我仍然觉得撒贝宁和康辉非常值得尊重，如果有幸见面大概也会乐意请他们合影签名，但是并不会视他们为人生偶像。我仍然非常喜欢约瑟夫·普利策、苏珊·桑塔格、卡尔·伯恩斯坦、欧内斯特·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那些不停地在暗夜里敲钟让我们保持警觉的人，那些勇于用鸡蛋碰石头而且毫无怨言的人。
经常有人在朋友圈和微博转发一些“超级人生赢家”的故事：名校毕业，名企出身，擅长各种运动，人鱼线或马甲线，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等等。我从来不会点开看，因为觉得这种人生很乏味，就像一盘从来不犯错误的游戏一样，太完美以至于无趣。我喜欢那些疯狂、极端、具备理想、敢于与世界为敌的人生故事，不仅写出来有趣，当事人大概也会觉得有趣。我喜欢的伟人也都是这个类型。当然，喜欢这种人是一回事，自己敢不敢去仿效又是另一回事了。
（取自《七宗罪》的最后一个镜头。）
欧内斯特·海明威曾说：“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战。”我赞成后半句。越是为之奋战，你就越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不美好，甚至堪称混乱污浊；但是，越是深入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越有动力为之奋战。“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无论如何，我们总归还有这七千人作为同袍。
祝大家长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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