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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遥控器

2018年夏天，第一次去香港，印象最深的是晚餐进的第一家店「翠华餐厅」，从未见过如此恶劣的服务，20分钟内数次呼叫服务员点餐，没有任何人理你，看你招手也装没看见。我交叉验证后发现，应该和我说普通话有关。刷刷手机，接连曝光的洋垃圾，披着外教的外衣轻松糟蹋女孩儿的新闻。

我的第一反应是：“当一个人习惯地把自己的位置放在高处，又或者放在低处的时候，人和人的相处就难以存在「善良」与「友好」了。”

但我的第二反应是：“这个时代的舆论很会引导人，甚至操纵人。”我在大陆媒体声音中看到的美国，和香港人在港媒中看到的大陆，从导向、意图上讲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它本身就是为某一利益群体发声的出口，观点当然是很主观的。

不得不说，现代新闻业就像蔡徐坤微博打榜一样，一旦被某些人掌握了核心流量，他们通过各种各样渠道去影响人的思想、行为的能力就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年轻人）。如何辨别新闻素材的真伪、客观度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困难了，唯一好用的方法就是：那些「绝对的结论」 基本都不可靠。例如：铺天盖地的暴力抗议新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认为，香港绝大部分的抗议者都是暴徒，都是废青，都是CIA拿钱雇佣的，他们的诉求就是港独。

这可能会忽略那些真正占大多数的、非暴力抗议的香港市民对于《罪犯条例》的其他担忧（包括司法独立层面、人权保障层面的担忧），这些担忧很可能也没有脱离「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

不应该因为产生了暴力，就把香港市民一杆子打死，给他们贴标签，认为他们都是暴徒、认为抗议都是错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评价逻辑，反而可能成为某些西方势力借势激化矛盾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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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与逆势

国家发展很像搞公司，顺势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毕竟又有新的风投砸钱进来了，招人薪酬大方给、费用控制宽松、内控薄弱，这些问题在持续的业绩增长面前，都不是问题。

但一旦到了逆势，那些缺乏组织文化建设的团队，往往更容易垮掉。不巧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接近停滞，也是矛盾最激烈的时候。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GDP 14.17万亿美元/年的超级主权国家里，还保持着>6%的增速。

2018年全球主要国家GDP增速

尽管持续、大体量的高增长是执政党卓越政治智慧的一种结果体现。但逆境迟早会来的，一个组织，如果核心人才对组织不认同、缺乏真情实感，缺乏群众基础，共患难只能是奢望。

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一件大事，关乎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福祉，是百年大计。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如何保持公民对国家主权、历史、身份的认同，共同维护法治。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它一部分来自爱国主义教育：

《我和我的祖国》

另一部分则来自对公权力的监督：
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与本案可能相关、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没有援引的，是《律师法》第49条第8项关于应当予以处罚的情形，即“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所援引的《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40条是对上述款项的细化。第40条包含多种情形，告知书未明确当事人触犯的是哪一种情形。从内容来看，似乎是该条所指的第二种情形，即“不得利用网络、媒体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发起、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或者支持、参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这句话应当综合理解，才符合《律师法》的规定。即，言论的性质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应当予以处罚；仅仅说几句对看守所抱怨的话、说几句对法院不满的话，尚未达到“危害国家安全”程度的，都不应当予以处罚。
             ——何海波，关于李金星律师司法行政机关处罚的听证会

                                               

3

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

部分香港的暴力抗议者，号称要维护香港的法治，要打击腐败的政治，却没有直说这些问题是谁造成的。

回望1994年，大陆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巨大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遇到的阻力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说服各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在两个多月里，奔波全国，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他首站去的就是在财政大包干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广东省，并成功地说服了广东省，作为“代价”，他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于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伏笔。

「土地出让金」大陆师承香港，实行25年换来了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但也出现了居民杠杆率拉升较快、泡沫严重等问题。
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呈现过快上升的趋势。
1996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只有3%，2008年也仅为18%，而2016年达到44.4%，2017年已超过54%。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因此，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确实“上升过快”。

当下房价过热的预期已经到了不得不强制通过行政手段扭转的地步，也反映出房地产超速发展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严重负担。政策方向主要有：（1）坚持城镇住房不炒，租售并举；（2）盘活农村土地要素价值，助力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行政干预商品房市场，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这些政府的限制行为一向被自由主义学者所反对，因为只要不是通过价格配置的资源，就不是总效用最大的；连企业家、市场都做配置不好，交给行政官员能做好的可能性更小了。诸如此类，逻辑完备的经济理论，为自由市场辩护。

作为连续“24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确实也充分发挥了自由主义特点：
① 自由竞价：香港的房地产，通过竞价拿地，但并不限制价格，其结果是，下层居民被挤出房地产市场，中层居民付出沉重代价，大地产商独享丰厚利润。
② 单一税率：在欧美，由于实行累进税，利润丰厚的大资本家，其个人所得，至少在理论上，纳税额在50%以上，由于还存在遗产税，其整个生命周期的税额在70%以上，而香港只有15%。
稀缺公共资源市场化、房地产政策和单一税率，使得香港极少数地产商迅速暴富，使香港成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
资料来源：Numbeo、如是金融研究院单位：美元/平方米

数据来源：2016年Bloomberg数据
大陆一线城市同样出现了地产价格过高、人才挤出的问题。好在中央政策及时干预，各二线城市通过政策引导，吸纳人才、加速产业发展，使得大陆内部逐步实现再平衡。
2018年各主要城市人口变化

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阶级矛盾本来就是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事情。就像韩国电影《寄生虫》里的故事，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有些人轻轻踏步就到了20楼，你费尽全力却还在地下室。

2019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寄生虫》

由于现代货币早已沦为统治者的信用支票，在当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的今天，当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中下层的普通公民仍然会再一次走到台前，表达他们的不满。而那些政治反复分裂、更迭的国家，无法再在短期内重振旗鼓、持续发展，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发展换来的，是一笔一笔军费充值充出来的。

4

香港是一面镜子

被暴徒非法拘禁的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

付国豪，一名《环球时报》的记者，在一个法治高度发达的地区被绑在行李车上殴打，除了愤怒就是难过。

回想起2012年9月16日，因为**问题，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民主主义情绪到了高点。大量日本车、日本商店被砸。
一名反日抗议者用钢棍打一日本商店橱窗，2012年9月16日深圳

当杀戮、暴力绑架了「民族主义」亦或是「民主自由」的时候，它看起来是最正义的。但是，如果你发自内心支持香港警察，请你在“拒绝暴力”时不要有双重标准。

回想起，同样在2012年，我们对于中国制造的手机、飞机、汽车、动画电影都不抱太大希望，但今天我们都造出来了。这些成就给了今天的中国人很多的自信，但这个万事都要做第一的民族明显还不满足，大家还在努力。


如果我们发现，祖国还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就亲自去改变它，做时代的见证人。

十年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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