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 《公正》

推荐指数：★★★★

百年一遇的疫情和衰退，让我们开始直面高增长时期不曾遇见的棘手问题，包括：发展与抗疫之间的平衡、投机者的疯狂与惩戒、对医务人员选择权的行政干预等等。如何去维持公正，防止它被群体的情绪所淹没，这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值得广泛地思考与讨论。

1.1 药店老板的裁决

《公正》一书在开头就讲到，2004年美国飓风“查理”来袭后，佛罗里达州物价高升，民众愤怒地控诉；尽管自由主义学者不遗余力地在报纸上为价格机制辩护，但总检查长克里斯特却发表了专栏文章，以维护反价格欺诈法：“在危急关头，比如当人们逃命时，或者在飓风后为家人寻求基本物品时，被索要过高价格，政府不能袖手旁观。”

他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认为紧急状况下，被迫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他们是被迫购买安全居的所之类的必需品的，这并不是自由市场。

本次新冠肺炎的抗疫战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案例。

2020年1月26日，天津市津南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天津市旭润惠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柳盛道分公司进行检查。经查，当事人借口罩等防疫用品需求激增之机，以12元/只购进KN95口罩并抬高至128元/只销售。经全面调查有关事实，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构成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

2020年1月27日，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当事人，拟处以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将当事人哄抬价格涉嫌经济犯罪有关线索移送公安部门。

商人出于本能抬升稀缺品的价格，这无可厚非；如果是炒演唱会门票、新款iPhone，也没人干预。但就像克里斯特所说，对那些民众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资，哄抬价格带来的负面、恐慌情绪非常容易被网络数以万倍地放大，对政府的防疫工作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

有关部门及时遏制、重拳出击显得高效又“必要”。

此时此刻，药店老板的处罚力度是否过度，还重要吗？（毕竟他可能要去坐牢）

也许不重要了。

一个多元的社会，一定会有富有争议、边缘的群体，大多数主流世界对他们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法治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数字媒体连接世界，网络效应放大民众情绪的同时，它也成为了统治者回应、引导舆论的核心渠道。事实上，舆论的诉求可能经常会与经济规律、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它是政治家必须要去平衡的问题。

在一个复杂的决策系统中，“全局最优”往往不是以局部事件的事实、裁决的合理性作为最重要的决策依据。

系统的稳定显得更加重要，它是保住存量资产、获取全局增长的重要前提。行政干预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实践，它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亦或是一种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

狭隘的民族主义，让我们无端憎恨那些素未谋面的外国人，让我们总用黑/白的视角看待世间万物，把媒体的解读等同于别人的意图，让我们忘记要严于律己，更要宽以待人。

如何从信息孤立的政治宣传中挣脱出来，去直面做一个小人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我们这代人要面临的新问题。

时代固然伟大，但你我却只是一粒尘埃。

1.2 抗疫的道德困境

《公正》一书中有一个经典的假设：

一个有轨电车司机以60英里每小时沿轨道疾驰而来，在前方有5位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但此时刹车失灵了，司机感到无比绝望，此时电车有机会换一根轨道，那条轨道上只有1个工人，撞死这个人，就能救那5个人。他要换道吗？

从旁观者的角度，很难用功利主义去解决这类道德困境，因为法律警示我们，私人不能裁决任何人的生命权。但可以想象，当5个人变成1000人、100000人的时候，司机很可能会动摇。

想要化解道德困境，可以通过悬置偶然性来实现。例如：“如果这5个人看到电车及时跳开了呢？”这样的想象更有助于我们剥离出重要的道德原则，去检验它们的力量。

悬置偶然性是一种缓解道德压力的好方法，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群体免疫在抗疫前期有很多误解，群体免疫好像被解读成让百姓都去感染，不管公民死活，让大家都去感染。一是政府沟通不当；二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三是有些媒体炒作，吸引眼球。 

群体免疫是在理论状态下，不做任何防疫的情况下让60%到70%的人感染，病毒才会自然消亡。事实上疫情发生后不可能常态生活，大家都会采取防护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群的免疫或者感染率可能达到20%，再加上一些社交距离等措施，新冠病毒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也不是一概而论。因为我们对病毒还需要了解。病毒主要影响老年人，他们的病死率特别高，大部分年轻人其实病死率很低，百分之零点几。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护像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这些高危人群。其他人可以逐步恢复生活常态，万一被感染，可能不会带来很严重的健康危害，可能很快就可以恢复。

另外也会产生保护力，对整个社会都会有贡献。在疫苗没有出来之前，像德国、日本、美国和欧洲大概都是这个方式。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能永远封城，永远社会停摆。

BBC采访，陈铮鸣，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

相比西方世界，中国政府化解道德困境的方式，则是通过强制的行政干预（封城、限制流动、打码…）、调动那些“肩负使然的人”去解决。就好像电车另一条轨道的人，主动要求司机切换轨道，通过自我牺牲去保全大多数人的利益。司机换轨后，集体力量开始尝试把轨道上的逆行者拉下来，最大程度减小它们的损失。

这种道德困境的化解过程无比艰辛，又有些令人感动。杂糅其中的，是家国情怀对社会力量的感召，是行政强制下选择权与就业权的冲突，是官僚主义的暴露与制度改革的决心。一切的不完美在主动作为之后变得合理、可接受，摆脱了过度否定的泥潭。

感激称快的掌声连绵不断，可以预见。但也期待更多的反思与复盘，回归问题的本源。尽管很多人已在忙于嘲笑西方世界，遗忘了这一点。

1.3 逻辑，新的武器

在电车难题中，假设天桥上有人群目睹了这场灾难，有人发现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只需要推他下桥，落入轨道，就能挡住电车，救那5个人，他要推吗？

我想很难。

但如果轨道上的5个人是抗疫英雄，身材魁梧的人是“卖国**”，他要推吗？不好说，即使他不推，也有很多“爱国斗士”排队来推。

群体暴力是数字时代的老朋友，随着互联网移动化地进一步渗透，人的言语与注意力更多以信息的形式在网络中传递，它是公众人物的水流，推着他们飞速向前，有时也会淹没他们。这种巨大的能量被善用者视为武器，这些武器是对集体智力的考验，它需要我们在各种刻意的：

• 因果倒置

• 断章取义

• 诉诸感情

• 以偏概全

• 偷换概念

的论调之中，保持清醒的逻辑与分析能力。这对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来说存在一些困难，希望那些善用者可以去解决这些困难，而不是只是想着利用它。

1.4 道德反思

道德反思是在我们的判断和所认同的原则之间找到一个合宜点，那么，这种反思又如何把我们带向公正和道德真理呢？即使我们终其一生都能成功地将我们的道德直觉和有原则的信念整合在一起，我们又能有多大的信心能说这种结果不是一种自圆其说的偏见呢？

答案在于，道德反思并不是个体的追求，而是公共的努力。它需要一个对话者——一个朋友、一个邻居、一个同志或一个公民同胞。当我们与自己争论时，这个对话者可以是想象而非真实的。然而，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内省而得出公正的意义以及最佳的生活方式。

分配与自由

我们谈**正的时候，往往是在谈：

① 社会如何分配利益

② 自由对于他人、自己的影响与限制

关于问题①，历史上有多种分配公正的理论：

1）封建制度或种姓制度：基于出生的固定等级制

2）自由至上主义：拥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3）精英统治制度：拥有公平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4）平均主义：试图消灭差异的平均分配制度

5）平等主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封建制度大多已被现代化的公民社会推翻，追求消除差异的平均主义也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弯路。最后，精英统治成为了主流，它喜欢鼓励人们努力奋斗，通过持续提升教育水平，弥补原生家庭的资源水平不足以及其他偶然性带来的竞争劣势。

但是，当这种竞争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劳动力的健康权时（即使劳动力是自愿的），它和996 ICU之间的争论，就不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社会秩序的适应者与秩序的挑战者之间的观念冲突。

然而，这个时代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暴富之人；他们被包装成一个个在失败与努力之间穿梭，痛苦难以想象的奋斗者；他们最终崛起，渺茫的希望中散发出普惠的光辉，仿佛人人可得，这进一步压低了过劳社会的忍耐底线。

2.1 罗尔斯主义

从物种进化与自然选择的角度，偶然性、差异是必然存在的，体现在智力、身体素质、商业意识等不同的天赋领域，这让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建立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

罗尔斯认为，不论是形式上的机会均等，还是试图通过教育通道打破阶级壁垒的精英主义，都无法达到公正。他试图通过差异原则，去纠正那种关于才能和天赋的不公平分配，而同时又不给那些有天赋的人设置障碍。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需要鼓励那些有天赋的人发展并锻炼自己的才能，不过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才能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的回报属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我们不要给那些跑得最快的人设置障碍，让他们去跑并做到最好；但是要事先认识到，这些奖品并不属于他们，而应当与那些缺乏这类天赋的人们共同分享。

罗尔斯的正义观在**理论中有所体现和发挥。即：大力发展市场力量，保障个体天赋的充分发挥；坚持发展教育，提供机会相对均等的竞争通道；通过扶贫战略、转移支付、产业政策等方式，保障那些资源禀赋较差的人/组织的权益。

想要打造一套行之有效、良性运转的再分配机制，考验了几代人的集体智慧。那些利益与噪声的困扰，也不能阻挡对“共同富裕”追求，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