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排个雷。本文冠以行业分析的头衔，但其实是一篇经过研读大量资料后提炼总结的学习笔记。全文5500多字，建议阅读1分钟或10分钟。
当前，全球信息化浪潮汹涌而至，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你可能也察觉到了，商业趋势从重资产到数字化，身边一场场关于数字经济的峰会此起彼伏，各省市的数字化建设报道层出不穷，政府和企业似乎都在经历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目前我在TO B和To G的业务上主要负责对外服务与项目交付支持，在这过程中，我们一贯以“数字化”理念去做宣导，一来是为了忽悠别人（的确如此你别不信），二来是为了给自己做的事标榜一个高端的标签，给团队打打气。可扪心自问，究竟什么是数字化？我所做的事情与“数字化”之间有何关联？基于良心的拷问，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并开始学习，想试着去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中国已成为消费驱动型数字经济的全球领导者。
仿佛在一夜之间，数据技术大热起来。可事实上，早在2000多年前，萧何辅佐刘邦攻克咸阳后，不图钱财，“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对后续制订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此举就体现了朴素的数据观。时至21世纪，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转型企业众多，产业数字化需求与日俱增，“数字中国”刻不容缓。
所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下数字化，如何？
一、数字化的前生今世
实际上，在国家最高领导层面提及数字化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一篇题为“数字地球——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星球的理解”的讲演，戈尔在他的文章中指出：
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对地球的一个多分辨率、三维的表示，可以在其上添加许多与我们所处的星球有关的地学数据。 戈尔《数字地球》
—场新的技术革新浪潮正允许我们能够获取、存储、处理并显示有关地球的空前浩瀚的数据以及广泛而又多样的环境和文化数据信息。他的“数字地球”设想，对全球测绘地理信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数字化理念，放到现今，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
那么，究竟什么是数字化？
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出版了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宣布以“比特”为存在物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
数字化被称为“信息的DNA”，由于信息能以光速传播，数字化时代就意味着通讯和信息交流在时间上可以即时或瞬间地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使人们体验到一种全球空间的亲近感，把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地域情景移入全球情景之中。
数字化制约着全球化进程。而根据2017年麦肯锡发布的《数字时代的中国》（Digital China: Powering the economy to global competitiveness）报告，麦肯锡认为“数字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1)资产数字化，包括基础设施、互联机器、数据和数据平台等；
(2)运营数字化，包括流程、支付和业务模式，以及客户与供应链的互动；
(3)劳动力的数字化，包括工人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拥有数字化技能的员工和新的数字化岗位及角色。
“数字中国”已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根据2018年3月份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约3.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英国等国，但还落后于世界第一的美国（约达11万亿美元）。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行业数字化指数“逐一评估了各个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按照麦肯锡对数字化指标的定义，可以看到，中美各行业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2013年美国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为中国的4.9倍；到2016年已缩小至3.7倍。
图片源自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侵删
二、政府为什么要提倡数字化？
19世纪中期，商业和政府组织在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下，逐渐按照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劳动分工理论发展为大规模的、分割的官僚机构。这与当时那样一个生产者导向的社会所推崇的集权制、分工明确的组织体系相适应。直至20世纪60年代，层级节制的官僚机构开始问题丛生：部门分工僵化、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体制不顺等问题。代价越来越大，官僚机构原本的诸多优点成为政府内部各种组织问题的症结所在。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和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正处于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竞争高度化的时代。政府开始努力挣脱传统官僚机构的僵化窠臼，以使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更有效益。然而，政府内部的组织规模和服务职能的扩张，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矛盾开始激化，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数字革命时代的基本压力。政府需要做出选择，内外兼修，以便达到企业和群众的预期。
回顾完历史背景，我们再来客观地看下政府信息化的现状。
1、人：政府内部的信息技术人员队伍年龄结构偏大、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招人难、专业知识更新跟不上技术发展需要、复合型人才紧缺，整体来说专业化水平无法适应发展要求。
2、财：政府信息化建设资金来源渠道较多，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资源整合，部门各自为政、分头建设，碎片化建设管理导致财政资金浪费严重。
3、机制：现行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包括：没有一个集中统一、运转高效的管理体制；信息技术机构设置分散；重复分散建设导致“信息孤岛”大量存在。
当前的政府信息化现状并未完全挣脱历史积累的的牵绊，在过去层级节制的政府官僚部门职能专化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有效发挥整合作用。政府内部的专才习惯于重立项建设、轻运行维护和推广应用，基本上都是从部门和职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以职能为导向，而不是以过程和结果为导向。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现状，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政府服务供给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的需求不匹配，直接导致企业和群众办事不便。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边是对知识的饥渴，另一边却是大量的数据闲置在那里未被使用。
在波澜壮阔而又复杂多变的时代语境中，数字化建设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国家领导人把实施网络强国、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当成举国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巨大。我们既要抓住机遇，踏浪而行，更要瞄准科技前沿，奋力向前。
三、中国数字化建设百花齐放
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中国政府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积极实施“互联网+”行动，推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等。此外，一批战略行动和重大工程正在开启，包括推进5G研发应用的，实施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等。随着后续政策的出台和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
对“数字中国”的快速发展，麦肯锡2017年发布的《数字中国报告》也有类似结论。该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超过40％，预计超过法、德、日、英、美等5国的总和；移动支付个人消费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全世界262家“独角兽”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企业。
图片源自于《数字中国报告》，侵删
远的不说，我们来看下兄弟省市的“数字政府”建设成果。
1、数字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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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上云：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从“宽带浙江”到“云上浙江”，明确提出实施“十万企业上云行动”，截止到2017年，新增上云企业十万家，全面推动云应用软件和服务在企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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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浙江省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共享数据达1.35万个，数据共享调用量月均增长超过130%，省级部门办事量前100事项的数据共享实现比例达92%。
“数字浙江”让曾经的鱼米之乡变为网上城市、云上之都。
2、数字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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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工程：福建省通过开展五大行动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深挖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潜力，完善4G网络覆盖，新建4G基站2万个。同时，制定“宽带地图”，深化福州、厦门、泉州、莆田、平潭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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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平台：打造政务服务APP统一平台“闵政通”；提供办事服务、信息服务和互动服务，并具备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支付服务等能力，打造权威、高效、便捷的个性化政务服务平台。
3、数字江苏
一站式服务：截止到2017年12月，上线一年多的江苏政务服务网，访问量达3.6亿人次。除了交通查缴、天气查询等民生服务，还向流程更复杂、要求更高的“一站式”服务迈进，也拓展到专业性更强的司法、税务等垂直领域。同年11月推出“微法院”，包括12项服务，如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法规查询，为案件当事人提供在线预立案服务等。
综上， 政企在数字化上的建设如火如荼，中国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深究这背后发展的原因，我们不妨推测：
首先是人口红利的催化。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可观的年轻网民，为数字化商业模式的迅速商用创造了条件。正是这么庞大的互联网用户鼓励着数字企业不断试水，且在消费者的支持下，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对数字化技术的追捧也更为热情。随着互联网的覆盖，消费互联网的流量逐渐呈现红利耗尽的势头，产业互联网开始被推到聚光灯下。
其次是独角兽的扩展延伸。客户的痛点蕴藏着创新的机遇。BAT建立的丰富数字化生态圈正在不断拓展，效率较低的传统行业让数字化企业获得了创新空间，很多数字化企业开始布局多行业、多元化的数字生态圈，一些传统企业也开始从核心业务出发，向相关产品和服务拓展。
最后是政府对数字化的支持。中国政府对数字化企业的态度是“先试水，后监管”，如今政府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数字产业的投资者、开发者和消费者。早在2015年，总理提出“互联网+”的概念，随后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传统的制造业和消费行业紧密结合。未来的很长时间内，政府也将继续扮演数字技术的主要投资者和消费者，推动良性竞争、做好数字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同时在技术标准、数字治理等问题上积极促成全球共识，从而实现数字化的长足发展。
四、数字化之路不平坦
前面提到，基于人口红利、巨头企业的数字化生态圈拓展、以及政府与数字企业之间“先试水后监管”的共识，我国的数字化历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在浩浩荡荡的数字化革命的浪潮中，商业环境前所未有地在变化，政府和传统企业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技术的革新推动各产业由单纯的产品经济进入到服务经济；在更为开放的市场中，风险、不确定性和变革成为新常态。
不少机构已顺应数字经济大潮开始革故鼎新，一年复一年，成功者却寥寥无几。
翻阅过一些官方发文和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听到业界有三种声音：
1、政府和企业认为，转型不给力主要是缺乏技术，只要加速上云、部署大数据等技术，投资收益率必定立竿见影。然而，根据埃森哲与客户合作项目的调研发现，传统行业对生产端，尤其生产线上的数字化建设比较重视，却比较忽视规划和管理等方面。因此，多数企业将无法在经营上得到提升。
2、不少人认为转型的关键在于转行，要放下现有业务加速进入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单纯地去“探索新机会”，依赖于互联网模式做法并不可取。找到新动能不等同于抛离主营业务，追赶热潮搭建平台。
3、还有人认为转型本身具有破坏性，造成企业绩效下降和人员流失，容易失去根据地，效果待估，我先泊船靠岸观望。然而，管理不善、流程不顺和各部门“各自为政”等问题是不少企业多年以来落下的病根，并不是由转型带来的。拥抱数字化已成为传统企业的“必修课”，躲躲藏藏或是局部修补都不可取。
对于政府和传统企业而言，上述认识上的误区容易导致机构在转型时机选择和行动执行上走偏。要知道，真正的变革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有数字化战略的思考，去搭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强化政企合作，发挥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有序推进、平稳运行，携手共促发展。
五、数字革命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无论是时势使然，还是众望所归，我们是确确实实地步入了数字化时代。我们看到了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行，政府和传统企业争先恐后地拥抱数字化转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新变化。那么数字革命最终又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下。
回想工业革命时代，社会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家责任方面。人们组织起来为实现社会新秩序而斗争，新兴的城市和工厂拔地而起，仗义执言的改革者和投机钻营的政客建立起新的制度，试图磨平工业时代锋利残忍的棱角。某种意义上，那是一场全民盛宴，即使毫无技能的工作者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哪怕你在城市街头清理垃圾，在工厂做搬运工，在厕所通下水道。经过长期的社会谈判，那个时代建立的社会契约强调的是工作者的生活保障，确保劳动所得合理且合法。
而数字革命将在此启动这个社会谈判，社会再分配的的本质必然会改变。那么，数字时代的未来是否就是工作的终结？智能软件普遍使用，智能硬件遍地开花，能源极大丰富，它们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将变得毫无必要？
瑞安·埃文特在《人类的财富》一书里对该命题做了大胆的预判：
现在的我们距离工作的终结有上百年之久，但是建立可最终支持大规模数字繁荣制度的战斗已经打响。建立大规模数字繁荣，关键之处不在于如何开发可确保全体工作者享受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在于如何开发可支持人类无工可做的制度。因为这是一个无须通过人类工作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
如果数字时代最终走向人工智能时代，那么此刻，政府和企业如火如荼地投入到数字化建设中，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究竟能做些什么？
顺应时势，持续观察，积极拥抱变化，不要与时代脱节。然后抓住机遇，趁势转型。
哎，听起来很鸡肋，还一股隔夜的鸡汤味儿。可是你看，我们都没经历过真正的工业革命，直到现在。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从根本上改变了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人。
也许这会是一条很长很难的路，但庆幸的是，我们开启了这场征途，不是吗？
参考文献
1、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 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8年
3、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数字时代的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R].2017年
4、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5、戈尔. 数字地球——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星球的理解[J]，1998年
6、瑞安·埃文特. 人类的财富：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权力和地位[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
7、朱伟.哈佛商业评论-数字化 [J]，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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