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开启，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投资者涉足港股市场、阅读海外投行的研究报告、寻求外资投行的服务。在最初的兴奋期之后，他们很快会发现，海外投行的研究服务模式非常落后；一言以蔽之，它们很少使用社交媒体。而且，海外投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是落后的，所以拒绝改革。这就导致它们并未充分享受到港股通的好处，甚至在很多核心领域被自己的内资同行超过了。
当一个中国内地买方分析师开始研究一个新行业，想要寻求卖方研究支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找到业内最知名的分析师，加他的微信，进他的微信客户群，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有些分析师还拥有雪球账号和腾讯自选股社区。这位买方会在微信公众号上阅读卖方的最新报告，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进行互动，并且通过微信即时语音聊天进行一对一交流。整个流程都在社交网络上闭环完成，就算将来有一天微信不流行了，也会换成什么别的社交工具。
然而，当这位买方分析师摩拳擦掌，打算在港股和海外中概股市场大干一场时，他会发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实：
1.很多海外投行的卖方分析师不常使用微信（尤其是其中的外籍或港台籍分析师）；
2.绝大多数海外投行都不允许自己的分析师开设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就算开设也不允许讨论与投资相关的话题；
3.海外投行的分析师甚至不能在微信朋友圈里以个人身份讨论投资；
4.几乎不会有海外投行分析师获准在雪球上实名自由发言；
5.海外投行以电子邮件和PC客户端为发布报告的主要途径，一旦买方出差，接收效率就大幅度降低；
6.近年来，海外投行也纷纷推出了移动客户端，但是它们的用户体验通常很差，还要繁琐的认证，让买方烦不胜烦。
简而言之，海外投行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落后内地同行十年以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务部门和内控部门的严厉反对。在我的上家（某海外投行，名字就不点了），研究员通过微信讨论股票是可以开除的，就算利用微信联络客户感情、进行评选拉票也要格外小心。不止一次有内地机构客户加我的微信，“求入群、求关注公众号”，我每次都不得不解释：不是我不加他入群，是我们根本没有群。（这个微信公众号是我确定跳槽之后才开设的。）
请别误会，海外投行并不是一味的高贵冷艳，也不是受限于法律监管而无法进行宣传。事实上，海外投行一贯很注重利用媒体扩大自己的研究影响力。例如，很多海外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策略师都在《财经》《财新·新世纪》等杂志上开设专栏，有些还专门在分析师当中培训“媒体发言人”，召开定期的媒体发布会（信不信由你，我还当过几天“媒体发言人”）。遗憾的是，在社交媒体大潮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大幅度降低，媒体发布会这种玩意就更不用说了。很多人可以不看电视、不看纸质媒体、不看公关新闻稿，却抱着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和雪球不放，即便资深机构投资者也是如此。
海外投行习惯了自上而下、高大上、事先计划好的传播方式，将“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视为异端，不但不去适应，还视为洪水猛兽。很多海外投行的外籍高管至今还认为，利用微信传播研究观点、提供客户服务是历史的逆流，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可是，社交媒体的大潮不仅仅席卷了中国，也席卷了全世界：美国总统利用推特治国，全球500强雇主利用LinkedIn招人，品牌商利用Facebook主页与客户互动，上市公司利用小视频与股东交流，等等。五年前拒绝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说是坚持原则，现在还拒绝就是顽固不化了。这就像是在1980年代拒绝用Office软件取代钢笔和打字机，还认为“真理在我这一边”。
内资券商最早抓住了社交媒体这个浪潮，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有关：中国人喜欢先交朋友再做生意，发展私人关系，在饭桌上、酒吧里推进事业，买卖不成仁义在。相比之下，欧洲人和美国人更喜欢正式的、一丝不苟的、公私分明的关系。这里谈不上什么优劣，只是特点。有人认为欧美的“正式文化”和中国的“非正式文化”是出于法制环境的不同，我看不一定——港澳台和日本、韩国都是法制很健全的地方，那里的“非正式文化”照样比欧美盛行。因为习惯了在非正式环境下谈生意，内资券商顺利搭上了社交媒体的头班车，现在社交媒体几乎可以视为分析师的头号工具了。
如果海外投行只打算在中国大陆之外呼风唤雨，维持现状倒也不是不可以：香港和境外的买方客户大多习惯了老一套交流服务方式，对社交媒体没有特别的需求。问题在于，自从2014年以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内地市场和内地客户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内地机构投资者掌握的资金量早已达到天文数字，A股市场的交易远比港股活跃；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开启之后，就连港股市场也要仰仗“北水南下”送温暖了。可是，一个不能开设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的分析师怎么去服务国内客户呢？怎么在客户里交朋友呢？怎么让人记住自己呢？
有趣的是，香港和境外的机构投资者倒是先学会了享受社交媒体。我认识的一位资深香港买方（而且是香港籍）对我说，她经常通过微信公众号阅读任泽平、姜超的宏观报告，发现它们确实有用。我还经常看到位于香港、新加坡甚至美国的买方，在微信朋友圈转载安信、天风、国君、东吴等等的报告和活动。就算是不太会说中文的ABC投资者，也学会了见面先扫微信二维码、通过微信即时语音聊天。众所周知，卖方的第一任务是对买方提供最高效、最有附加值的服务，那么海外投行为什么不去响应客户的需求呢？
法律监管并不是阻止海外投行使用社交媒体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禁止投行分析师使用社交媒体。已经公开出版的报告完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微信聊天内容只要不违反公开的投资建议就可以了。如果分析师真的要违法违规，他有无数种方式，仅仅限制社交媒体又能有什么用？再说，海外投行完全可以以安装木马、开发微信插件的方式去监控自己的员工到底说了什么。说来说去，监管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管理层的懒惰，第二是公司政治。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不想讲的太详细。无论如何，社交媒体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不去拥抱它，就要冒着被淘汰的风险。在其他行业何尝不是如此？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