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归属感”似乎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然而，在群体意识的作用下，不少人会自然而然地放弃自己信奉的价值，或者违背既存的意愿。1985年，时年66岁的文学家多丽丝·莱辛在加拿大梅西讲座发表以“画地为牢”（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为名的系列演讲。她回望自己所经历的20世纪，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教导它们的孩子成为反抗政治修辞、审视既存体制的人。
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也许不仅仅意味着抵抗内心深处的孤独，以及对于归属感的执念。它还意味着警惕那些巨大的、模糊不清的、定义不明的人群，以及站在其背后的庞大机器。
群体意识
文/多丽丝·莱辛
译/田奥
节选自/《画地为牢》
选段较原文略有删节
生活在西方的人，生活在我们称为西方社会或者自由世界的人，也许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教育，但他们都会对自身心怀同一种观念，那便是：我是一名自由社会的公民，这意味着我是一个个体，能做出个人的决定。我的思想是我自己的，我的意见也是由自己选择而来，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最不济的情况也只是有经济压力，也就是我可能太穷了而无法支撑自己的理想。
这一套思维也许听上去有些像讽刺性漫画，但其实它离我们对自身的感知并不遥远。这是一段我们尚不愿自觉接受的描写，但它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的社会氛围和一系列假说的一部分。
可见，生活在西方的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要去分析这幅谄媚的图景，由此在面对林林总总的压力时，他们无所适从，不能以不同的方式来排解。
事实上，我们都生活在群体之中——家庭，工作群，社会、政治或宗教团体。绝少有人会真的以离群索居为乐，或者愿意被邻居看到自己古怪、自私或更差的一面。大多数人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他们总是在寻找可以归属的群体，而且如果一个群体解散了，他们就会去找另一个。我们仍是群体性动物，这没什么问题。真正危险的不是对群体的归属感或者群体本身，而是对掌控着群体与我们的社会律法毫无了解。
当我们身处群体之中，我们倾向于以群体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我们甚至会为了寻找“志同道合”者去加入某个群体。但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加入群体后想法会发生改变。这世界最难的事莫过于作为一个群体的一员同时保持自己的个人异见。
有一件事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就是我们觉得某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从未仔细思考过它们。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个论题上做过大量实验。实验表明，我们（人类）掌握了大量关于自身的“硬信息”，但我们并没有运用这些信息来改善我们的体制，以及我们的生活。
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典型测试，或曰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取得一群人的信任，少数一两个人被留在黑暗处。某些情形下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测量或评估任务，比如比较两段长短稍有不同的木头的长度，或者比较几乎拥有相同尺寸的物品之形状，这些物体之间的差异很小，但足以被感知到。根据实验的指示，群体中的多数人会顽固地坚称，那两段木头是一样长的，那两个物品拥有同样的形状；而单独隔离的那一两个人没有收到这样的指示，他们会坚称两段木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是不同的。然而，多数人一方会坚持颠倒黑白，少数人一方在经历了一个愤怒，不理智，乃至发脾气，终至茫然的过程后，会站到多数人的队伍中去。不是每一次都会这样，但几乎如此。当然存在极优秀的个人主义者，他们顽强地坚持将自己所见之事实说出来，但大多数人放弃了，拥抱多数人一方的观点，向整体氛围投降。
当事情以如此恶劣和不讨人喜欢的方式呈现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不敢相信：“我就绝不会放弃，我会说出自己心中想的……”但是你真的会吗？
那些经历过许多群体的人，也许对自身的行为有过观察，他们会同意这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以个人之力对抗集体，对抗一个由同侪构成的集体。许多人也会同意，在我们最羞耻的记忆中，有一个就是：当三人成虎时，我们也会跟着颠倒黑白。
换句话说，我们清楚这是人类行为中真实的一面，但我们怎么能确定呢？以一种模糊的、令人不适的方式承认它是一回事（这可能包括我们希望再也没有人被置于这样一种测试情境中），但迈出走向客观性的冷静一步又是另外一回事，迈出这一步，我们才会说：“好吧，如果人类就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那我们就大方承认吧，并就此审视和组织我们的态度。”
服从于集体这种体制，不只意味着对一个小团体，或者对一个被严格管控的群体比如宗教或政党的服从与投诚。它还意味着顺从那些巨大的、模糊不清的、定义不明的人群，这些人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受群体思维的影响，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不同观点的存在——但对于外来者，对于从其他文化背景过来的人而言，这些观点的差异似乎并不大。掌控这个群体的潜在假说与主张从未被人们讨论，遑论被人挑战，甚至可能都没被人留意。一种主流观点完全就是这样一种群体思维，它极度抗拒改变，由各种可怕的假说武装起来，不留任何讨论的余地。
多丽丝·莱辛
当然，这世上还是有独一无二的头脑的，这些人照自己的性子活着，不愿为了与其他人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而委屈自己。但他们始终是少数，很少。我们所有的体制——不只是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所列举的文学领域——的健康与活力，正是依托在他们身上的。
人们留意到，人口中仅有10%的人，是我们所称的天生领袖，这些人以自身的思考为基准做出决定与选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将这一事实与管理监狱、集中营、战犯营的规章指示混合在一起：除掉10%的人，你的囚犯就能变得懦弱和顺从。
对某位作家或某部作品所怀抱的某种态度，可能会被所有人共享，每个人都说一样的东西，不管是颂扬还是批评，直到舆论急转，而这又可能是一些范围更大的社会转变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拿女性运动来举个例子。有一家名叫维拉戈（Virago）的充满活力与勇气的出版社，全由女性员工运转。她们会重新评估那些被人忽视或未受重视的女性作家。但有时，这种转变也是因为某人站出来反对主流意见，并且有人选择站在他或她这一边，然后新的态度才变得流行。
当然，这种机制一直以来都为出版商所用。当一个新作家的作品、一本新小说要发行时，出版商会找一位有名的作家来写推荐语。因为某个“名字”说这本书很棒，文学编辑就会注意到，书就会顺利发行。以自身的视角来看这个机制的冰山一角似乎更容易些：假设一个人尊敬的某人说某个东西很好，但这个人并不这样认为，这时候已经比较难提出异议了；如果许多人说这个东西很好，那相应地，提出异议就更难了。
曾几何时，当一整套的大众态度转变成另一套时，我们很容易能看到这种“两头押宝”的机制。一位评论家会写一篇能够平衡各方言论的文章。这种轻描淡写、世故、温文尔雅的调调通常都是这样的。当人们在讨论一些拿不准的话题时，这种调调经常出现在收音机和电视里。举个例子，在人类成功登月之前没几年，皇家天文学家就放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登月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轻描淡写、可笑而充满鄙夷的语调将话题与演讲者分离开来——他或她向听众、观众发表演讲，想着自己是在同一群猪脑子说话，后者相信人类可以登月，尼斯湖或尚普兰湖里有水怪，或者别的什么——但是用自己那狭隘的可能性填满这场演讲。
一旦我们学会了审视这种运行中的机制，我们就能看到生活几乎完全处于它的控制之中。几乎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都源自群体信念、群体需求、民族需求、爱国主义和对忠诚于本地（比如你居住的城市或者各种各样的本地团体）的要求。但更狡猾、需求更旺——也更危险——的压力是来自内部的，它要求你去顺从，而这正是最难观测与控制的。这世上任何地方的哪个政府会愿意让它的民众学会如何把自己从行政修辞和国家压力中解放出来？激昂的忠诚和对群体压力的服从，是每一个国家所倚仗的东西。当然，某些国家更甚。霍梅尼治下的伊朗，以及极端的伊斯兰教派，还有共产主义国家，处于这个谱系的一端。像挪威这样的国家——它的国庆日是由一群身穿漂亮衣服、手捧鲜花、唱唱跳跳的孩子来庆祝的，没有出现坦克或枪——则处于谱系的另一端。这样来做一个猜测是有趣的：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开始教导它们的孩子成为反抗修辞、审视既存体制的人？我能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在诞生初期的美国，在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或许还包括之后的一小段时期。但绝不会延续到南北内战，因为一旦开始打仗，国家就无法再负担得起对自身行为的公正审视。当战争开始，国家会变得疯狂——而且为了存留下来，不得不变得疯狂。当我回望“二战”，我看到了当初自己只是依稀留有印象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每个人都疯了，即便那些没走入战场的人也是如此。我不是在说屠杀和毁灭的“才能”，这是士兵所接受的训练中的一部分，我要说的是一种氛围、一个隐形的牢狱，它无处不在。而后，各地的人开始表现得好像他们从未经历和平。事后我们回望，对此感到惊讶。我真的做过这等事？我真的相信过这等鬼话？我真的被那种宣传伎俩蛊惑？我真的认为我们所有的敌人都是恶魔，我们自己国家的所有行为都是正义的？我是怎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忍受这种思想状态的——不断受到刺激，不断被鞭策进情绪的海洋，而我的大脑仅仅发出无声的、绝望的反抗？不，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国家会教导其公民成为一个能对抗群体压力的个体，即便有也无法持续多久。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这么做。我认识的许多人是不同类别的社会主义者，我尝试与他们讨论这个话题，我说：“现在的政府会雇用社会心理学家、群体或群氓行为研究专家来做自己的顾问。选举是精心布置的，公共事件会依据大众心理学的规则被呈现出来。军队会利用这种信息。审讯者、秘密特务和警察也会利用这种信息。但据我所知，那些声称代表人民的政党和团体并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
“一方面，政府会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操纵人民，另一方面，人们谈论民主、自由、解放和其他价值的方式是好像光谈论这些价值、频繁重复这些价值，就能创造和维持它们。那些所谓的民主运动为什么不好好教导它们的参与者大众心理学、群体心理学的规则呢？”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总是让人不适的、勉强的回答，就好像这个话题真是个没品位的、令人不快的、牛头不对马嘴的话题，就好像如果我们忽略这个话题，它就会自动消失一样。
所以此刻，如果我们看看周遭的世界，会发现悖论就在于，这种心理学的新信息正在被政府、教授和权力的持有者热切地研究，并付诸实践；但那些声称自己反对暴政的人却完全不想去了解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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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地为牢
[英] 多丽丝·莱辛著
田奥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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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回望20世纪，回顾她这一生，看到的是一系列大型群众事件、情绪的舞动、狂热的党派热情连绵起伏。这些事情的不断上演使我们无法理性思考。
在本书中，莱辛阐述了作为人类的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如何频繁地受到人类野蛮本能的控制？心理学的进展和科技的进步又如何被专家们利用，变成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们如何沦为群体意识的囚徒，一再重复党同伐异的历史？
透过分享她的生命经验、政治生活、思想历程，以及对于社会的敏锐观察，结合最新的心理学实验、有趣的历史掌故，莱辛为这个分裂的时代绘制了一幅肖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世界和自身的可能性。
关于“现代人小丛书”
1961年起，加拿大广播公司、阿南西出版公司和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共同发起了“梅西公民讲座”项目，围绕群体意识、技术、大众媒介、债务和财富、公民权利等一系列与当下公共利益关切的议题，邀请到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识分子展开面向公众的演讲。这些演讲的内容以出版物的形式流传下来，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从中选择了对今日国内读者尤有启发的首批12本，组成这套“现代人小丛书”系列的第一部分，其作者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它们讲述了人们应该如何面对现代社会依旧未能摆脱的工具理性的“铁笼”命运，如何在充满困惑和迷雾的生活中保持批判的理性和审慎的乐观，以及，更重要的，保持并回归自我的本真。
这里有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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